“妇女健康和婚姻家庭问题与政策专题”观点综述及其研究特点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石红梅
11月28至30日，由中国妇女研究会主办、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承办，浙江社会科学院协办的2008年中国妇女研究会年会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年会及研讨会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妇女发展论坛”的组成部分。会议采用大会发言和分组专题讨论相结合的形式，下面对“妇女健康和婚姻家庭问题与政策”专题的内容进行综述，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该专题共有12篇论文参与交流，涉及到五个议题，分别是婚姻家庭情感、出生性别比、托幼问题与妇女发展、性别与消费、妇女权益与法律保护问题。
一、婚姻家庭情感问题
来自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郭景萍的《广东婚姻家庭情感的调查与思考》通过对广东地区3000个样本的婚姻家庭情感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现阶段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居民家庭情感状况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两种取向并存。论文强调家庭的情感民主，倡导社会民主要延伸到家庭中，阐明家庭生活与伦理政治的互动关系。倡导要努力构建婚姻家庭情感新的理想模式，把我国婚姻家庭情感关系纳入规范有序的轨道，同时又要使人们从婚姻家庭中享受到真正的情感愉悦。
来自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大学政法学院仰和芝提交的论文《远嫁的农村打工女的婚姻满意状况及影响因素探讨》对远嫁农村打工女的婚姻满意度的现状进行调查，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影响婚姻满意度的相关因素，为提高远嫁农村打工女的婚姻质量提供可靠的依据。论文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婚龄组的婚姻满意度有显著性差异，远嫁农村打工女的婚姻满意度平均值较低，1年及以下组婚姻满意最高，2到3年组婚姻满意度最低，3年及以上又逐步提升，婚前了解、丈夫信任、夫妻调适与沟通等因素与远嫁打工女的婚姻满意度呈显著相关。
二、出生性别比问题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周全德、刘菡论文《对出生性别比问题的社会性别审视》从社会性别视角分析认为，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是在人为因素主导下对女性出生和生存权利的非法侵犯与强行剥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现有的社会经济基础上父系家族观念残余与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相互认同与相互加强形成了不合理的性别结构和性别关系。
中共宁夏区委党校何银玲、桑敏兰的论文《对西部民族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调查与治理对策研究——以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为例》通过对宁夏银川市金凤区近五年来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的过程、特点、原因的调查与分析，反映出这一问题在西部民族地区演变的趋势和可能，考查了民族地区的出生比问题，剖析原因和提出相关的对策，论文希望相关部门对少数民族局部地区出生性别比短期升高的现状和存在潜在升高的可能性引起高度重视。
三、托幼问题及妇女发展
在“托幼问题与妇女发展”方面，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建花等的研究论文《托幼机构体制改革对妇女发展的影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托幼事业发展规模呈逐渐下滑局面，其中面向3岁以下婴幼儿的托幼机构严重萎缩；托幼机构构成明显变化，托幼服务价格迅速攀升，公共托幼服务功能极大消弱；片面强调托幼机构的教育功能，忽视其公共服务的性质和功能。这些都对妇女的就业和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为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在全社会树立托幼服务是公共服务的理念；纠正托幼服务“教育化”倾向，重视托幼对解除父母后顾之忧的功能和作用；重视发展质优价廉的公共托幼服务；政府积极承担托幼责任，并加大对托幼事业的财政投入。
另一篇是李亚妮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家庭幼儿照顾模式变迁管窥----以“父母必读”为文本》，该文从家庭照顾方面，以《父母必读》杂志为文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家庭的育儿理念和模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从依赖祖辈带养到呼吁父辈带养；保姆带养市场存在着不安全、高收费和供不应求的诸多问题；父亲逐渐介入幼儿的照顾行列，但依然只是帮手。所以，对于年轻妈妈来说，面临着工作和育儿的双重压力，也影响着部分未育者的生育观。
广州大学方英的论文《“全职太太”与中国城市性别秩序的变化》在访谈资料的基础上，从女性主义视角对广州“全职太太”群体的形成进行分析，全职太太是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和传统性别秩序的合力打造下的形成的一个女性群体。从中折射了中国性别秩序从“毛泽东”时代的“男女一个样”到市场经济作用下的变化。
四、性别与消费
上海政法学院陈晓敏《消费社会中的女性消费》认为在消费文化情境中，女性消费文化具有典型的特征。女性通过消费表达和体现自我。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别文化的特征。社会性别在引导和塑造消费，女性为美而消费，是传统的“女为悦己者荣”的延续。消费中，作为母亲、妻子、家庭主妇的“代理消费”，是传统角色的表现与定位。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构建女性消费，引导女性消费，具有重要意义。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社会学系2006级博士生林晓珊《身体流动与性别不平等：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城市家庭汽车消费》指出，汽车是实现身体自由流动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在父权制意识形态影响之下，借助汽车而实现的身体流动遂有了性别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男性总是作为驾驶者，而大多数女性总是作为乘客，男性驾车主要是用于工作，而女性驾车主要是用于家务，造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汽车的性别隐喻和文化编码，另一方面在于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性别界分。
五、法律妇女权益与法律保护、
厦门大学法学院蒋月的论文《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离婚法研究回顾与展望》认为离婚法是婚姻法中变革最大、争议最多的部分。论文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间离婚对数和离婚率的变化。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在法律界和学术界对离婚问题集中研究和讨论的十个学术观点，并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离婚法研究十大成就做了精辟的总结。在此基础上论文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离婚法的研究不足，主要表现在对离婚法适用、协议离婚、离婚程序、外国离婚法等研究偏少，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不多。作者认为离婚法越是发达，离婚率越高，女性受到的损害越大。离婚法如何更好地保护弱者，离婚法研究如何扩大视野、产生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时代标志性成果，是今后须重视的问题。
河南省漯河市妇联刘淑霞的论文《由受虐妇女以暴制暴判例引发的思考》由受虐妇女以暴制暴判例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思考之一是共同的经历，不同的刑期；思考之二是《刑法》中正当防卫的认定条件受到挑战；思考之三是“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应走进司法视野。对此提出了尽快统一量刑标准、修改完善正当防卫认定条件和对以暴制暴判例进行复核的相关对策。
厦门大学法学院何丽新的论文《走出同居女性权利缺失的法律困境》认为近年来，我国非婚同居率不断攀升，成为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同居女性权利缺失问题不容忽视。非婚同居是当事人选择家庭生活的方式和两性关系多元化的体现，同居女性权益的特殊性应受到法律的重视和调整，明确同居生活费用负担义务，赋予对同居所得财产的继承权，完善遗产酌情给付制度，承认家事劳动的社会价值，扩充两性平等的适用范围，合理建构同居女性权利保障机制。
六、相关研究呈现的特点
1、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相关论文既有对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跨越的宏观概括（比如离婚法三十年的发展），也有在专业的微观领域相关问题的反思与关瞻。比如（非婚同居问题和以暴制暴的案例分析）；既有对性别比问题在全国地域呈现的分析和研究，也有对在各地区包括民族地区性别比攀升问题的思考与警醒；既有对婚姻家庭情感变迁发展中家庭民主情感的倡导，也有地远嫁女婚姻满意度的深刻分析。
2、研究方法多样化。定量分析依然对性别相关议题研究起到重要作用，质性研究正在被许多学者接受和认可，而文献索引的方式也成为许多学者正在尝试的研究方法。性别比失调问题和婚姻满意度的量化研究，全职太太、汽车消费等问题的定性研究，育儿方式论文中对于文献索引方法的应用等都是值得重视的。
3、课题的推动和博士硕士论文对女性研究的深化。所提交12篇论文中，有三篇是来自博士论文的准备和后续的研究，（林晓珊、何丽新和方英），有5篇是来自课题研究的成果（周全德、郭景萍、李亚妮、和建花、仰和芝）。这有力地说明课题的立项是推动妇女研究的重要举措，同时近年来在高校不断推动的硕博士论文的写作已然成为在妇女理论研究方面一批中坚力量。
4、政治社会学的兴起和应用。在大会发言中，浙江社会科学院的王金玲教授运用详实的资料向我们展示了2000-2007年妇女/性别社会学西学东渐之路，表明了政治社会学已然成为当下女性社会学新的成长点，而论文关于全职太太的分析和家庭情感学的研究应证了这一现象的存在和生命力。全职太太一文从考察市场转型与工作中性别秩序和家庭性别秩序的变化，认为全职太太在计划经济时政府是暗化处理，而在市场经济中是亮化处理。全职太太是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和传统性别秩序的合力打造下的形成的一个女性群体。家庭情感问题的讨论，借助社会民主、公平正义和生活政治的理念，要求社会民主要延伸到家庭中，这些议题应证了政治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对性别研究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5、性别研究进一步突现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正如全国妇联领导甄砚在总结研讨会时所说的，妇女研究只有关注现实问题才会有社会价值。议题中关于非婚同居问题的关注、全职太太的分析和对汽车消费与性别不平等的关注，出生性别比问题的研究、反家暴中以虐制虐的思考以及新时代下女性消费现象的分析无一不关注社会的变迁和现实生活中的新问题和新趋向，给人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震憾力。
6、公私领域的界定和划分受到关注和挑战，工作与家庭的冲突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重视。林晓珊的论文指出，男性掌握汽车的方向盘，女性一般是乘客，男性驾车的目的是为了工作，而女性更多是为了家务，汽车消费与性别不平等的研究进一步彰显了汽车性别隐喻和文化编码，身体流动的性别建构反映了身体的流动的空间界限。而在女性消费的特征中，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别文化的特征。女性消费是女性长期局限于私领域后的在公共领域的释放。而面对家庭与工作的冲突，全职太太成为效率原则与传统性别秩序构建的群体。为了解决女性在工作与家庭领域的冲突，学者们考察孩子的带养方式，指出对于年轻妈妈来说，目前仍然面临着工作和育儿的双重压力，所以应该在全社会树立托幼服务是公共服务的理念，托幼政策的设计必须重视父母的需求解决家庭与工作的冲突。问题的解决不仅涉及企业与家庭的关系，而且也影响到部分未育者的生育观，进而影响人类种的延续和发展。
